《浮生取义》

鲁迅却更多从个体的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注：《祥林嫂》]。无论如何，每个人的幸福和尊严都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不懂得如何与人有尊严、有理性地交往的人，是不可能有好的命运，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尊严与正义的；而因为命运不好就怨天尤人，只能像祥林嫂那样，被动地进入更糟糕的权利游戏中。

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存在对整个家庭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子了。

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人，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家庭，能够过正常日子的人。 脸面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方面。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才算是完美意义上的人。

传统的婚姻观念，直接针对的是过日子，因此非常注重考查双方的能力、品性、出身，也注意一下相貌。最核心的标准是，男女双方要基本上般配，也就是说，俩人的大体情况要差不多，过大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失衡。这些客观调价既然会形成权力平衡的外在基础，也就更有可能促成长期的亲密关系。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形成权力平衡，那就根本过不到一起，也就根本谈不上爱了。

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恒之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背叛。

“做人”虽然也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需要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实现，但做人的目的，却是成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自杀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

家庭固然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伸，但这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延伸，而毕竟会牵涉到秉性各异的独立的人。因此，哪怕是再有权威的家长，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像控制自己的身体器官或运用机器一样管理家庭和生活。

人们自己的选择，往往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社会对自杀的看法，也会影响人们自杀的动机。

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一个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

想开是要更透彻地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和目的，从而理性的把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这并不是另外那两种想得开的方式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活重心的彻底转移，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一种乐观、理性、积极、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态度，可以在更完美的意义上成就自己的人格，而不是片面的强调尊严或和平。

对于中国人而言，过日子是生活的常态，家庭在过日子的概念中有核心的地位，整个过程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的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的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的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因为人永远生活在家庭之中，只有在家庭的和谐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完美的人格价值；只有不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斤斤计较，能够从大局考虑的人，才能获得家庭政治中真正的正义。

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