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无数个“我要”汇集成强大的磁场，不停要求变换，又强烈渴望昄依；每个人极其孤独，又习惯性地排斥一切细腻的，长远的，涉及情感的联系，因为缺乏真是内心付出的能力。

“真正优美语言的复苏，足以战胜任何一种席卷全球的谎言。”

问答时间，一位南方来的市长站起来说：“尊敬的伯恩斯汀先生，我们中国不是后工业国家，但是变化飞速。现在我们面对三种传统，或三个故事：西方现代市场的个人发展故事、传统孔孟的尊卑故事，还有现在的大众平等革命故事。先生，您觉得这三个故事，如何能形成您所说的动态对冲？”

“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言，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大的问题。

对我来说，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口号和游戏。也许，对于一个内心曾经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声来自大地的召唤，一次精神的再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深入到美国校园或社会的年轻中国学子，不像众多走马观花者或淘金者，反而会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和支配话语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信仰破灭，转而向别处寻求，尤其是转向文学，也许有文学天赋的人容易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倒不仅是中国的学子如此，在西方，趋左的学者也是出身文学的居多。他们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体制尤其是市场，持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诺齐克曾分析过为什么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反对市场，他认为是那些在校成绩优异的学生走向市场社会之后感受到了挫折和失落。

爱情是敞开自己。生命历程和动物直觉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耻的层面，赤裸裸袒露给对方。一触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长出另一个稚嫩生命。不是肚里的胎儿，而是非常纤细、被不太准确地称之为“我们”的东西。它多半只在瞬间存活，然后随风飘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遗憾。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近二十年，统治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不仅仅是经济至上、物质消费至上、哈佛学位至上、华尔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是自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