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江藤淳曾说，日本人在眺望身边的风景时，还感受到同时也正在看着同样的风景的另一个看不见的眼睛，即死者们的眼睛，从中汲取欢乐和宁静，并且向死者发出呼唤。这也正是日本文学的特殊性之所在。如果不与死者共生，我们就无法感觉到自己活着。

按照索因卡的说法，“追求人类尊严是最能促成战争、内乱、自愿舍弃生命的因素之一。”由此说来，在这个乱哄哄、狠叨叨的世界，托福拿高分，白领拿offer，每个人为自己的成功和尊严所进行的那一点努力，非常温和。

茶道大师说，每次喝茶，天气、水、空气，都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茶会和明天的怎么也不一样，人生的每一瞬间也都是不同的，这种对生命瞬间的把握也包含着生命无常的哲学。

人们有种种理由选择去某地旅行，也有种种借口不去某地。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旅游体验，而最差的一种是根本就没出发。人们总是有种种琐事要做，但除了印证自己的存在，我不想干任何事情。

引导人们通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中令人痛苦的粗糙状态和无望的枯燥乏味，摆脱一个人自身总是变化着的欲望的羁绊。就像画家、诗人或者哲学家一样，科学家努力要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这个宇宙及它的结构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这是为了以这种方法去寻找到他在狭窄的个人经历的漩涡中无法找到的宁静与安全。

在别人看来，没法进行有智力的交流，全是情绪。

千万别有那样的优越感――别人都是观光客，只有你自己是旅人。这世界不过是个主题公园，大家转来转去，在这里玩耍，浮皮潦草地看一看。

从慕尼黑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剧作家也提出了他的问题：”我们最后一天终于吃到包子了，一开始说是芹菜馅的，后来一吃是肉馅的，一开始是6个人每人拿了菜刀进厨房去剁芹菜，剁了3个小时，最后就出来5个人。你没注意咱们把谁落在卡塞尔了？”

我想，如果昂山将军没有被暗杀，如果他掌握权力，他会不会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如果那样，昂山素季会不会是一个平淡的“高干子女”，依旧会去英国念大学，嫁给一个英国人，悠哉游哉地过完一生呢？昂山将军自己否定过这样的假设，他说过：政治决定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注定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会涉及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活着，你可以不考虑政治，但政治考虑你。

英国人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一书去年就有了中文版。他说：“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说。现在，我们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就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德波顿的书还是给“焦虑-成功”强迫症开出了一些药方，比如接受艺术的熏陶。

我还记得老师对现场感的强调，他讲述自己对唐山地震所作的细致访问，讲他的作品《唐山大地震》。他还讲了一个笑话 -- 有一年，一个地方举办鹦鹉比赛，各路的鹦鹉都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有的背诵罗斯福的演讲《四大自由》，有的背诵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台下挤着数万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声雷动。但最终拿了冠军的那个鹦鹉表演的时间最短，他上台就说了一句：“我操，这么多人！”-- 钱钢老师说，为什么这个鹦鹉拿了冠军，就是因为他有现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