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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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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享乐主义的读者,我从来不会因为是老书而去读它。我是因为书能给我以审美激动而去读它的,我会把评论和批判置之度外。我读《神曲》是像读别的不怎么著名的书那样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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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 我到底活在现在,还是记忆里? 那些纠缠我的噩梦,或许只是我的记忆? 如果可能,我宁愿永远忘记那些痛苦的回忆 但是记忆…… ……真的可以抹去吗? 那些曾经存在于我身边的人、事、物…… ……真的可以被遗忘吗? 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我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 我以为我能逃避记忆,如同逃离我的故乡 然而记忆却一直跟随着我,我终将被黑暗吞没 是时候去直面过去了 我不能再活在封闭与黑暗里 因为 逃避与希望总在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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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的英国文学教授,我曾经尽可能撇开文学史。当我的学生向我要参考书目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参考书目不重要,毕竟莎士比亚一点也不知道什么莎士比亚参考书目。为什么你们不直接读原著呢?如果这些书你们喜欢,那很好;如果不喜欢,就放在一边,因为强迫读书的想法是很荒唐的;读的愉快才是值得的啊。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感觉到的东西,如果你们感觉不到诗歌,如果你们没有美的感受,如果一个故事不能让你们渴望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那这位作者就不是写给你们的。你们就把它搁在一边。文学是相当丰富的,完全可以给你们提供值得你们注意的作者,或者今天不值得你们注意,明天你们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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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一个有魔力的房间,那里有许许多多着魔的灵魂。我们呼唤它们时,它们就醒来;在我们打开书之前,这书从字面上来讲,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完全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个体积。当我们打开这本书,当书本找到它的读者,便发生了审美行为。即使是对同一位读者,这同一本书也变了。因为我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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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另一些人设想成花园,也有的人设想成宫殿。我身处九十万册各语种的书籍中。我发现我几乎只能看清封面和书脊。于是我写了《关于天赐的诗》,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是个绝妙的讽刺,/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切莫当做是抱怨或者指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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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有一个理由很冠冕堂皇,但是很错误。我们设想两个图书馆。第一个拥有一千册的《埃涅阿斯纪》,这本书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也许真的如此。另一个图书馆拥有一千本价值各异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埃涅阿斯纪》。哪一个更高一筹呢?很明显,是第二个。莱布尼茨得出结论说,恶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是必要的。另一个通常引用的例子是一幅画,一幅美丽的画,比方说时伦勃朗。画布上有些阴暗的地方可以说是对应恶的。看来莱布尼茨在举画布或者书为例时忘了一点,一个是在图书馆里有坏书,另一个是本身有坏书。如果我们就是一本坏书,我们注定会被打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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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到确实令人赞叹、确实美好的诗句时,我们常常会大声朗读起来。一首好诗是不会让人轻声读出或是默读的。如果我们能这样默读的话,那就不是好诗:诗要求发出声来。诗总是让人想起它在成为书面艺术之前曾是口头艺术,让人想起诗曾经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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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箭离开弓命中目标的速度,他这样说,箭射中目标,它离开了弓,离开了弦。他把始末倒置,以便显示这一切发生得有多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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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西班牙语诗里的动词只有用西班牙语说出才行。法语的发音我不喜欢,我觉得它缺少其他拉丁语言的那种明亮感,但是,怎么可能认为一种语言不好,而这种语言写出了像雨果那样令人钦佩的诗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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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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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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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实物为了共存而不得不互相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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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点是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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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九十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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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racle has the right to impose conditions. 一个奇迹有权强加一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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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点是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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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了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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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就是把我们读过东西的遗忘和回忆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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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了解的事都写下来,不加省略,因为生活像罪孽那么羞怯,我们不知道在上帝看来哪些算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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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奇的例子要算西班牙了。西班牙本应由维加、卡尔德隆或克维多来代表,但并非如此。它却由塞万提斯来代表。塞万提斯是宗教迫害时期的人,然而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宽容的、可以说,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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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维吉尔)是获得信仰的工具,信仰(贝雅特丽齐)是获得神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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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其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了一个宽宏大度、并不狂热、国家观念极其浅薄的人为其代表,他就是歌德。德国是由歌德来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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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创造一种宗教,而那种宗教所信奉的神是靠不住的。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感情达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她有时嘲笑,有时忽视但丁,这些事实在《新生》里已有记载。有人主张那些事实是别的事实的象征。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更确信但丁不幸而迷信的爱情。贝雅特丽齐死后,但丁永远失去了她,为了缓解忧伤,便虚构了同她相遇的情节。我认为他在《神曲》中采取了三部曲的结构,目的就是把那次邂逅穿插进去。他想起了常常梦见遇到障碍的伤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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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现实的丰富多彩的模样不是唯一的:还有回忆中的模样,回忆的要素不在于事实的衍化,而在于持久的孤立的特点。那种诗情是我们的无知所固有的,我无须寻找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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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所发现),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譬如,有人会想,英国应推约翰逊博士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选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权且这么说)正是最不富有英国特色的英国作家。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也就是意在不言中,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的手法。倘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丝毫也不会令我们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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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但丁,贝雅特丽齐的存在是无穷无尽的。对于贝雅特丽齐,但丁却微不足道,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处于同情和崇敬,倾向于忘掉那但丁刻骨难忘的、痛苦的不和。我读着他幻想的邂逅情节时,想起了他在第二层地狱的风暴中梦见的两个情人,他们是但丁未能获得的幸福的隐秘的象征,尽管他并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我想到的是结合在地狱里、永不分离的弗朗切斯卡和保罗。怀着极大的爱、焦虑、钦佩和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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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巴勒莫历史悠久的人是保罗·格罗萨克。《图书馆编年史》第四卷第三百六十页的一个注释已有记载;多年以后,《我们》第两百四十二期刊登了证明或公证文件。文件表明,有个名叫多明格斯(多梅尼科)·德·巴勒莫的意大利的西西里人,也许是为了保存一个难以西班牙语化的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的国籍,他“二十岁时来到本市,娶一个征服者的女儿为妻”。这位多明格斯·巴勒莫于1605年至1614年间在本市供应牛肉,马尔多纳多河畔有他的牲口栏,豢养或者屠宰野牛。牛已经宰光,但为我们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城市边缘的巴勒莫庄园有一头杂毛的骡子。”听来似乎荒谬,我仿佛看到了它很久以前的清晰而细微的形象,不想再添加什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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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的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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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南方各个大种植园走动,有时手上亮出豪华的戒指,让人另眼相看,他们选中一个倒霉的黑人,说是有办法让他自由。办法是叫黑人从旧主人的种植园逃跑,由他们卖到远处另一个庄园。卖身的钱提一部分给他本人,然后再帮他逃亡,最后把他带到一个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金钱和自由,叮当作响的大银元加上自由,还有比这更令人动心的诱惑吗?那个黑人不顾一切,决定了第一次的逃亡。